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

1999年“4·25”法轮功围攻中南海始末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具有特别影响的历史事件总会被人们铭记,包括那些不愿触碰的痛点。1999年的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借口"上访""讨说法",围攻党中央、国务院驻地中南海整整一天,酿成了自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北京地区发生的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事后查明,这是一起由"法轮功"头子李洪志一手策划并在境外遥控指挥,境内骨干组织实施,多地习练者受蛊惑参与,向党和政府发难施压的邪教非法聚集事件,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要继续引以为戒,保持警钟长鸣,坚决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事件的发生,暴露了邪教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邪教与恐怖主义、毒品并称为人类社会的三大毒瘤,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是其本质所在。"法轮功"神化、鼓吹李洪志,编造、散布歪理邪说,宣扬"地球爆炸论",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组织。事实胜于雄辩,回看臭名昭著的"法轮功",确实是祸国殃民、劣迹斑斑:通过非法出版、印刷、办班以及兜售邪教标识及制品,骗敛了巨额不义之财;实施精神控制,致使大量痴迷者拒医拒药而亡或自杀杀人,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悲剧;秘密结社,层层培植骨干,建立全国性非法组织,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法律实施,窃取国家机密,聚众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以攻卫星、搞"插播"等手段干扰广播电视安全传输;热衷插手国内热点事件,企图制造动乱,等等。境外"法轮功"组织还与反华反共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等沆瀣一气,屡屡干扰高访,肆意诬告滥诉,制播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尽妖魔化中国之能事。其活动之猖獗、手法之恶毒、表演之拙劣、危害之严重,可谓无以复加。

  事件的发生,促使我们思考"法轮功"坐大成势的深层次原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一个时期,受国际上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运动、邪教泛滥及国内"气功热""特异功能热"等影响,曾经长时间销声匿迹的境内邪教活动又沉渣泛起。由此,"法轮功"这棵毒苗赖以滋生疯长。它打着"真、善、忍"的幌子,以祛病健身为名蒙骗群众,极力发展组织,快速在城乡蔓延。毋庸讳言,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邪教缺乏应有的警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这使李洪志招兵买马有了可乘之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轮功"羽翼渐丰后,动辄围攻地方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但相关地方和单位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一次次的迁就和退让,使"法轮功"的气焰更加嚣张,闹事升级成为必然。

  事件的发生,揭开了新时期反邪教人民战争的序幕。邪不胜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自有其逻辑。"法轮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党、政府和人民为敌,必然招致失败和灭亡。1999年7月,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发布查禁"法轮功"非法活动的"六条通告"。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人事主管机关、团中央分别发出了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和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邪教斗争。经过各地各部门强有力的防范打击、教育转化和宣传揭批等工作,"法轮功"组织体系土崩瓦解,绝大多数习练者与"法轮功"划清界限后得以解脱,极少数顽固对抗、蓄意作乱者被绳之以法,一批批痴迷者经教育矫治迷途知返。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不甘心失败,组织了一次次反扑,但其闹事图谋都被一一挫败。我们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牢牢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可观全局。"法轮功"问题的成功处理,是整个反邪教斗争的缩影,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我们深知,邪教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打好持久战、攻坚战和立体战。要与时俱进,顺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反邪教工作。在党和国家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方案明确规定:"为更好地统筹协调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协同参与的防范治理邪教工作机制,发挥政法部门职能作用,提高组织、协调、执行能力,形成工作合力和常态化工作机制,将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承担。"显然,这是相关领导体制的再优化,协调机制的再完善,工作力量的再整合,发出了深入推进邪教治理工作的明确信号。但是,境外"法轮功"媒体借题发挥,恶意曲解,大肆炒作,暗示其会被"平反",这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可以断言,已经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法轮功",永无翻身之日。纵使它今后再玩弄这样那样的闹事伎俩,也逃不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在反思中奋力前行,须臾不可懈怠。"4·25"事件警示我们,对待邪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防范在先、处置有效,必须综合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必须全面提升网络环境下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的能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切实用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政法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小,着力防控化解各种涉邪教风险,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坚决防控化解涉邪教风险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具有特别影响的历史事件总会被人们铭记,包括那些不愿触碰的痛点。1999年的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借口"上访""讨说法",围攻党中央、国务院驻地中南海整整一天,酿成了自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北京地区发生的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事后查明,这是一起由"法轮功"头子李洪志一手策划并在境外遥控指挥,境内骨干组织实施,多地习练者受蛊惑参与,向党和政府发难施压的邪教非法聚集事件,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要继续引以为戒,保持警钟长鸣,坚决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事件的发生,暴露了邪教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邪教与恐怖主义、毒品并称为人类社会的三大毒瘤,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是其本质所在。"法轮功"神化、鼓吹李洪志,编造、散布歪理邪说,宣扬"地球爆炸论",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组织。事实胜于雄辩,回看臭名昭著的"法轮功",确实是祸国殃民、劣迹斑斑:通过非法出版、印刷、办班以及兜售邪教标识及制品,骗敛了巨额不义之财;实施精神控制,致使大量痴迷者拒医拒药而亡或自杀杀人,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悲剧;秘密结社,层层培植骨干,建立全国性非法组织,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法律实施,窃取国家机密,聚众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以攻卫星、搞"插播"等手段干扰广播电视安全传输;热衷插手国内热点事件,企图制造动乱,等等。境外"法轮功"组织还与反华反共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等沆瀣一气,屡屡干扰高访,肆意诬告滥诉,制播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尽妖魔化中国之能事。其活动之猖獗、手法之恶毒、表演之拙劣、危害之严重,可谓无以复加。

  事件的发生,促使我们思考"法轮功"坐大成势的深层次原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一个时期,受国际上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运动、邪教泛滥及国内"气功热""特异功能热"等影响,曾经长时间销声匿迹的境内邪教活动又沉渣泛起。由此,"法轮功"这棵毒苗赖以滋生疯长。它打着"真、善、忍"的幌子,以祛病健身为名蒙骗群众,极力发展组织,快速在城乡蔓延。毋庸讳言,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邪教缺乏应有的警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这使李洪志招兵买马有了可乘之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轮功"羽翼渐丰后,动辄围攻地方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但相关地方和单位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一次次的迁就和退让,使"法轮功"的气焰更加嚣张,闹事升级成为必然。

  事件的发生,揭开了新时期反邪教人民战争的序幕。邪不胜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自有其逻辑。"法轮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党、政府和人民为敌,必然招致失败和灭亡。1999年7月,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发布查禁"法轮功"非法活动的"六条通告"。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人事主管机关、团中央分别发出了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和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邪教斗争。经过各地各部门强有力的防范打击、教育转化和宣传揭批等工作,"法轮功"组织体系土崩瓦解,绝大多数习练者与"法轮功"划清界限后得以解脱,极少数顽固对抗、蓄意作乱者被绳之以法,一批批痴迷者经教育矫治迷途知返。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不甘心失败,组织了一次次反扑,但其闹事图谋都被一一挫败。我们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牢牢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可观全局。"法轮功"问题的成功处理,是整个反邪教斗争的缩影,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我们深知,邪教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打好持久战、攻坚战和立体战。要与时俱进,顺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反邪教工作。在党和国家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方案明确规定:"为更好地统筹协调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协同参与的防范治理邪教工作机制,发挥政法部门职能作用,提高组织、协调、执行能力,形成工作合力和常态化工作机制,将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承担。"显然,这是相关领导体制的再优化,协调机制的再完善,工作力量的再整合,发出了深入推进邪教治理工作的明确信号。但是,境外"法轮功"媒体借题发挥,恶意曲解,大肆炒作,暗示其会被"平反",这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可以断言,已经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法轮功",永无翻身之日。纵使它今后再玩弄这样那样的闹事伎俩,也逃不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在反思中奋力前行,须臾不可懈怠。"4·25"事件警示我们,对待邪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防范在先、处置有效,必须综合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必须全面提升网络环境下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的能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切实用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政法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小,着力防控化解各种涉邪教风险,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从“4.25”事件看李洪志的“真善忍”

一直以来,李洪志炮制法轮大法欺骗信徒,把"真善忍"作为法轮功的包装,以美化法轮功,炫耀法轮功,卖弄法轮功。他在《转法轮》中讲"真善忍是衡量好人坏人的唯一标准",称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特性,它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声称他八岁时,他的师父将"真善忍"三个字按在他的眼角上,从此他能够看到宇宙法则,成为宇宙主佛,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然而1999年的"4.25"事件,撕下了李洪志"真善忍"的伪装,暴露了李洪志假丑恶的邪恶嘴脸。 

  李洪志在《李洪志先生小传》里对真善忍做了明确解释:真,就是要做真事,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然而,纵观李洪志在"4.25"前后和"4.25"期间的所作所为,假话连篇,毫无真可言。"4.25"事件发生后,李洪志在国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编造谎言,百般抵赖,为自己的罪责开脱。他先是说,对"4.25"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路途中。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但只是为了转机,没有离开机场。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没有与任何人接触。事实上"4.25"事件的前三天,即4月22日17时10分,李洪志就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了北京,到他24日13时30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他在北京停留44个小时。在4月23日上午,李洪志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纪烈武等人召到他的住处,密谋策划要把天津的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中南海,并就闹事的总体计划、规模、策略、组织落实都做了安排。然后在李洪志指挥下,法轮功骨干李昌、纪烈武等先后在多处组织召开四次会议,就到北京闹事的时间、地点、人数、目的、要求、分工、指挥、策略等都做了详细要求和周密策划。具体事项安排妥当后,李洪志随即飞赴香港利用电话联络,遥控指挥了震惊中外的"4.25"围攻中南海事件,带来极其严重恶劣的政治影响。可见,李洪志是"4.25"事件的精心策划者、幕后操控者,却口口声声称"4.25"事件无人组织、不知情,这是在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吗? 

  李洪志在《李洪志先生小传》里对真善忍做了明确解释: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要乐于助人,多做好事。"4.25"事件,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随着法轮功组织传销式的发展,信众越来越多,法轮功修炼曝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的轻信李洪志的"消业说",有病不医,拒医拒药,造成死亡。有的受李洪志"圆满说"的诱惑,采取自焚、跳楼、服毒、投水等极端方式实行圆满。有的在李洪志"末日说"、"去情说"的蛊惑下,放弃正常的生产、抛弃常人的亲情,弄得家徒四壁、众叛亲离,给家庭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是在做好事吗?不是,这是真正的不善,最大的邪恶。然而当法轮功传播迷信邪说、偷税漏税等问题,引起广大民众公开质疑时,按常理,何祚庥院士发表文章评论当时有关练习气功的问题,这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即使法轮功组织反应激烈,如果真的是善意的和平上访,去个三五个或者十个八个人能讲清楚情况的人就足够了,需要兴师动众去一万人吗?在"4.25"围攻中南海事件中,法轮功组织的主要诉求有三:一是释放22日围攻天津教育学院事件中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法轮功书籍继续公开出版,三是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练功环境。去了那么多人,提出三项无理要求,"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要以此为借口,故意把事情闹大,企图用大呼隆式的上访胁迫政府,以达到使法轮功组织合法化的目的,这是真正的善吗? 

  李洪志在《李洪志先生小传》里对真善忍做了明确解释:忍,就是在困难时,在受到屈辱时,要想得开,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记不报。能吃苦中之苦,能忍常人难忍之事,法轮功修炼讲求忍,讲不失不得,将业与德的转换,但事实上,法轮功是最不讲忍的。从1998年起,法轮功在国内的活动和危害日益暴露,有多家新闻单位对法轮功提出了不同看法,为了达到扰乱社会、要挟政府等目的,李洪志撕下了忍的伪装,相继发表多篇讲法和经文,蛊惑催逼痴迷者,走出去弘法、护法、正法,用闹事的方式去圆满、上层次,向政府和法律挑战,李洪志一方面宣扬忍和不怨不恨,一方面又鼓动痴迷者非法聚集制造事端,李洪志是不忍的罪魁祸首。李洪志先后煽动信徒围攻齐鲁晚报、北京电视台、辽宁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福州日报、厦门日报、合肥晚报、成都商报、沧州日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钱江晚报、云南东陆时报等多家单位。1999年4月25日以后,法轮功组织在全国各地连续策划和制造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机构的事件达307起之多。可见,法轮功是最不讲忍的。 

  多行不以必自毙。尽管李洪志自作聪明耍尽手腕,到头来还是弄巧成拙,"4.25"事件充分暴露了李洪志打着"真善忍"的幌子,组织指挥闹事的政治图谋和野心,敲响了法轮功邪教的丧钟!

邪教“法轮功”是“松散管理”吗?

 李洪志为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声称"'法轮功'没有组织,实行松散管理",修炼"法轮功"是人传人,心传心,学员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而其所作所为却又不断将自己的谎言推翻,证明所谓的"松散管理"纯属骗人的鬼话。

  "法轮功"有严密的组织体系

  自1992年"法轮功"出炉以来,李洪志就在北京设立了所谓的"法轮大法研究会",并自任会长。该组织下设功规功法指导、李洪志书籍外文翻译、资料整理出版、境外出版发行、外界联络和财务生活等六个部门,各部门都指定专人负责。此后,又陆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9个"法轮功"辅导总站,总站下又分设1900多个辅导站、28000多个练功站,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1996年以前,"法轮大法研究会"已经按照7大地区对各地"法轮功"组织进行管理。以吉林省为例,据原"法轮功"吉林总站站长焦立勋透露,吉林省总站设1名站长,还有3名副站长,省内9市州设分站,各县(区)设辅导站,这一组织体系一直延伸到乡、村一级。这些机构都有上一级"法轮功"组织任命或认可的负责人,有负责传递信息的联络员。在"4·25"非法聚集事件中,吉林总站就曾接到过北京总会的指令。如此严密的组织体系,如此紧密的上下联系,哪有一点"松散管理"的样子?

 

  李洪志控制信徒从未有过"松散管理"

  李洪志控制信徒的手段非常严密,这从他胡编乱造的"法理"中就能体现出来。虽然他口口声声说练功的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是,他那一整套蛊惑人心的歪理却会使人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直至成为任其摆布的玩偶。"修心性""上层次""法身保护"给信徒虚幻的温暖,"白日飞升""地狱除名""佛道神"令信徒痴狂,一旦信了"法轮功",信徒在思想上就不会有丝毫轻松感。李洪志在从精神上套牢弟子的同时,又利用"法轮功"的组织体系对信徒加以控制,引诱信徒集体练功,说集体练功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场,比个人在家练功效果要强无数倍。即便是后来鼓动信徒做"三件事"的时候,他还是要求信徒集体"发正念",以使其所谓的"邪恶势力"更容易解体。其实,这些无非就是要强化信徒的组织意识,让信徒对其邪教组织产生依赖感。再者,"法轮功"骨干成员对信徒的监督、激励也是让信徒越陷越深的重要因素,集体修炼更利于骨干成员对信徒进行掌控。信徒通过参加集体活动逐步达到了对"大法"的认可,这才使得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密谋"4·25"事件时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使"1·23"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受害者能够对自己下手。所以,"法轮功"的集体练功看似松散管理,实际上满满的都是套路,为的是更牢固的控制信徒。

  李洪志掌控"法轮功"邪教组织从未有过"松散管理"

  李洪志不仅要从精神上控制信徒,更要从组织上控制"法轮功"体系。他在制定出《中国法轮功章程》之后,随即又制定了《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规定》、《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据原"法轮功"骨干揭发材料显示,为加强各级辅导站之间横向联系和纵向指挥,李洪志要求"法轮功"组织内部经常召开集体学法交流会即法会,实际上就是对各级骨干和辅导员进行培训和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扩大和巩固组织的目的。在"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之前,李洪志的指令是通过"法轮大法研究会"层层传达的。他曾说"我不在的时候研究会的指令就是我的意思"。即便其本人远在国外,国内信徒也会不断收到"法轮大法研究会"以最高机构名义转发的被称作其"经文"的指令。1998年5月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煽动千余名信徒围攻北京电视台,北京总站的一名骨干成员因对此次活动态度不积极而被免职。逃到美国以后,李洪志对信徒的指令通常是经"法轮功"媒体"明慧网"发布,他也曾经说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可到后来为保证所发"经文"不"出偏",创建"明慧网"的"二师父"叶浩竟被李洪志发配到纽约街头打坐"练摊"。李洪志口口声声要弟子"去执著",而自己的"执著心"在权力面前还是显得这么重,让人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法轮功"管理上的"松散"。

  "法轮功"已经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法轮功"并不是"松散管理"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其已经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为讨好西方主子,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与台独、港独、藏独、疆独及"民运人士"等反华势力沆瀣一气,互相站台,逢中必反,逢喜必闹。"法轮功"媒体不遗余力的鼓噪"三退"神话,编造"活摘"谎言。在国外,"神韵艺术团"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幌子,到处宣扬"法轮功"邪教思想、造谣污蔑中国政府;在国内,"法轮功"邪教组织怂恿信徒肆意进行诬告滥诉,张贴反宣标语,散发其组织内印制的非法宣传品。而帮"法轮功"研发非法"翻墙"软件、让"新唐人电视台"的电视节目通过西方国家的卫星转播、让西方电台免费转播"法轮功"广播电台节目等等,无一不是西方主子给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回报。西方主子正是想利用"法轮功"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神秘的触角进行颠覆中国的活动,才一次次慷慨地为其输血助力。一位笔名为鲍比·弗莱彻(Bobby Fletcher)的美籍亚裔社会活动家曾经撰文指出,2001至2005年,超过600万美元的赞助金通过一个名为"法轮功之友"的组织流向法轮功",而"法轮功之友"又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关联。另有资料显示,在2001年,仅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拨出2000万美元给"非传统宗教"(即"法轮功")作为搞政教合一之用。2015年3月1日,美国互联网新闻媒体评论网《每日潘多网》(PanDo Daily,pando.com)发表了调查记者亚夏·列文(Yasha Levine)近万字的长篇报道《幽灵赞助下的互联网隐私:美国广播理事会简史》。文中指出,至2012年,美国广播理事会向"法轮功"成员经营的技术机构持续提供资助每年达150万美元。一个让西方反华势力感觉值得下如此血本赞助的非法组织,怎么会有"松散管理"?

  "松散管理"既不会成为"法轮功"的软盾牌,也不会成为其包装"真善忍"的华丽外衣,更不会变成其传播邪教思想的得力工具。剥开这层画皮,"法轮功"留给世界的仍是一副坑人害人的狰狞面目,从而也会让善良的人们远远离开它。

从原始崇拜到宗教信仰的文化传承与演变

当人们面对邪教打着宗教的幌子传播邪恶时,首要的防范方法是,要搞清楚宗教与邪教的本质及特征的区别是什么? 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笔者也曾在"中国反邪教网"发表过关于宗教与邪教信仰区别的文章(http://www.chinafxj.cn/xsyj/201808/31/t20180831_11982.shtml),这里不再赘述。可问题是:众多涉邪教人员在认识上依旧迷信"神"(上帝)的存在。所以,宗教的起源及演变问题到底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发展结果、还是"神"的安排?就成为了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回答邪教)。当涉邪教人员脱离邪教后,是继续到宗教中信奉神灵还是摆脱有神论的影响而完善"自我"的人格?这些都涉及到宗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宗教的发端是怎样来的?故笔者从这一问题出发,对宗教文化与宗教演变之关系进行一个简要地论述。

  宗教信仰的思想观念及其内涵色彩皆起源于宗教文化,或者说宗教信仰是宗教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断积累演变的必然现象。那么,如果从人类的精神源头挖掘宗教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就可以追溯出宗教信仰只是人类精神文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包括史前文化)必然生成的一种文化结果;是人类初期认识物质世界和"人本身"的曲折反映。也就是说,宗教的产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结果,绝不是神(上帝)安排或创造的结果。而宗教自身的神秘内容(如:神学)不过是宗教文化反映现实世界的抽象化的哲学而已。

  一、 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自然选择的过程

  按照古人类学、古生物学的一般说法,人类进化史已经有了大致五百万年的时间。如果从最早的森林古猿算起,这种灵长类动物的生活时间可以追溯到两千万年前。在距今三、四百万年前,古猿进化成为类人猿(如: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类人猿化石,距今320万年。该化石被取名为"露西少女"),再经过上百万年,进化为"直立猿人"(如:1965年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元谋直立猿人"化石,距今170万年)。而"直立猿人"已经学会用火和制造粗糙的石器,人类史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是指从"直立猿人"(又可分为"早期猿人"和"晚期猿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这一漫长时期,时间跨度在两百五十万年左右。如我们熟知的"元谋猿人"、"北京猿人"属于"晚期猿人";"中国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中国山顶同人"则属于"晚期智人"。

  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自然选择"这种法则就作用于所有的物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保存并发展了起来,没有适应的则被淘汰掉了。而猿人对火的使用则是人类进化的最重要的一步。用火把肉类变为熟食,丰富了脑髓营养,为人脑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而猿人的双手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不但学会了制造工具,并且成为了劳动的产物,即进化为灵活的人手。猿人在劳动的相互协作中还产生了语言,有了语言也就有了概念的内容。于是,在生存斗争的推动下,产生了劳动的双手---语言的形成---猿人的喉咙在发音的刺激下向人的发音器官转化---猿人对事物的认识由语言载体保留为概念。而这一切都为人类的精神交流创造了平台。所有这些物质条件的转变,最终使猿人进化为新人(即现代人)。故而恩格斯从这个意义上评价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以上的人类进化史说明了在人类社会出现前,宗教文化还是空白。只有到了"旧石器晚期"(距今20年至1万年前),原始氏族社会形成后,人类的精神生活才开始出现宗教现象。

  二、 原始崇拜所形成的人类精神现象

  根据科学界和古人类学、考古学的数据考证,原始崇拜的迹象大致出现在旧石器中、晚期,即始于母系社会而完结于父系社会(父系社会出现在"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距今一万年左右)。原始的"崇拜文化"所形成的过程十分漫长,时间跨度大约在二十万年左右。这说明人类的精神文化是一代代积累和传承下来的,而不是某一个早晨被神创造出来的。下面用一个表格来表示"原始崇拜"的演变过程:

内容

时间

自然崇拜

第一阶段

灵魂崇拜

第二阶段

生殖崇拜

第三阶段

图腾崇拜

第四阶段

祖先崇拜

第五阶段

母系社会旧石器中期至晚期时代。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进化 (距今20万年---1万年)

崇拜物是自然界中的事物,如:太阳、火、水、岩石等。对自然界的崇拜是原始人的生存心理,崇拜内容具有泛灵论的特点。

由梦境所产生的"灵魂"观念,认为"灵魂"是可以与肉体分离的另一个"自我"。由此出现了墓葬、葬礼形式。

母系群落的杂婚、群婚时期。崇拜物为象征生殖或女性生殖器的事物。如"鱼"、"蛙"等。

母系氏族的身份标志,由虎、狼、熊、鹰等动物形象组成,是氏族敷衍的崇拜物,由动物向人过渡。

动物图腾向人自身形象转变,开始是半人半兽,后来是女人,再过渡到男人。表明母系社会发展为父系社会。

父系社会新石器时代 。晚期智人进化为新人。人类史前文明出现(距今1万年---8千年)

自然崇拜消失或过渡到"图腾崇拜"。如非洲现存的原始部落还保留着"图腾崇拜"。

灵魂崇拜过渡为"鬼神世界"。陪葬品越来越丰富,葬礼成为"超人间"方式的宗教仪式。

生殖崇拜过渡到父系社会,崇拜物向"蛇、鸟"等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动物形象转变。

图腾崇拜由动物形象向半人半兽过渡。再逐渐向女性和男性的"人形"转变。

祖先崇拜由半人半兽过渡到人,再定格为男性神。男性祖先的确立是父权社会的标志。

  以上就是"五大原始崇拜"。在这个极漫长的过程中,人类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伴随着精神文化的积累和丰富。社会结构也由原始群落发展成为氏族部落社会,而氏族部落的生态特点(以部落酋长制和祭祀文化为主)自然就为宗教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例如:1954年至1976年间发现并挖掘出土的山西省襄汾县的丁村人遗址。该遗址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早期遗址距今20多万年,中期遗址距今10万年,晚期遗址距今2.6万年。丁村遗址典型地展示了早期智人由原始群落发展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过程。遗址中的早期粗石器和晚期细石器,其跨度经历了近20万年,二者石器的不同形状和作用说明了生产工具的进步。丁村人文化遗址弥补了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之间的空白,宣告了在中华大地上蒙古人种(黄种人---华系民族)一脉相承、代代传续的悠远历史。

  (一)自然崇拜从恐惧感、敬畏感、认同感开始

  最早的原始崇拜是"自然崇拜"形式,即原始人对大自然中某种物体的崇拜,如对"太阳"、"火"、"水"、"雷电"等自然现象的膜拜。这些内容在远古的岩画上均有反映(如:中国贺兰山岩画中的"太阳"、巴西皮奥伊州岩画中的"狩猎")。而岩画在欧洲、非洲、美洲等地均有发现(目前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岩画)。最早的岩画约有六万年的历史(母系社会时期),记载了原始人对自然的崇拜及自身的狩猎生活。岩画的出现说明了原始人不但对自然有了认识,而且对"人本身"也有了认识。可岩画中对动物的描绘都很大(如"狩猎"画面中,"牛"画得很大,占据了画面中心,而一群"猎人"却很小),表明了人类力量的渺小。而自然界的各种力量(如地震、洪水、猛兽等)对生存能力还低下的原始人来说,无疑是强者。正是在大自然面前感到人自身的渺小,原始人的恐惧感和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感油然而生,这恰是原始崇拜文化产生的客观心理因素。

  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正是原始人对自身地位的一种认同,即原始人把"人本身"放在了自然界的底层,甚至"虎、狼、牛、蛇"等动物也高高在上。这种认同说明原始阶段人类的生产能力还非常低下,没有强大的手段(生产工具)对抗自然。但这也促进了原始人群抱团取暖、适应自然的生存方式,为原始人由母系群落向氏族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是在宗教的"上帝创世说"中,人是万物之首,处于万物的最上层。其实,人类真正获得相对的统治地位(针对动物界而言)则是父系社会的农耕时代。而在母系社会的二、三十万年中,人类则是自然界里比较渺小的自然膜拜者。

  (二)"灵魂崇拜"到"生殖崇拜"

  从"自然崇拜"发展到"灵魂崇拜"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却是原始人由认识自然到认识自身的一个重要转变。"灵魂崇拜"的标志是墓葬(最早的葬礼)的产生,如1856年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河谷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墓穴(墓穴位于山洞里,化石年代距今七万年左右)。这个简陋的墓穴里没有随葬品,但发现了红色赭石(一种铁质矿物)。而这个山洞或周围并没有赭石矿,说明撒在墓穴里的赭石是专门为死者下葬的。古人类学家认为"红色赭石"代表了"火",是生命不熄的象征。下葬这种形式同时表明原始人已经有了"灵魂"的观念,他们希望死者的灵魂还能归回身体里,故用墓穴保留了遗体,大概以为灵魂回归后人可以复活。

  1951年在伊拉克地区发现了沙尼达尔人的遗址,其中包括穴墓群(墓穴中有成人和婴儿的骨骼,距今4.3万年),陪葬品中有石器、贝壳和鲜花。专家推定,原始人大约在四万多年前已经普遍采用了葬礼,这是最早的宗教文化仪式。

  至于原始人是怎样产生"灵魂"观念的?分析认为应该是由"梦境"产生的:原始人对做梦的生理现象无法理解,自认为睡熟后身体里的一部分(灵魂)就会跑出身体,而且所梦见的情景与生活息息相关(如打猎的场景)。故他们觉得梦境是另一个"自我",能与身体分离的"我"就是灵魂。所以当原始人有病时就进行"招魂"活动。他们点燃篝火围着病者跳跃呼喊(这种形式被认为是最早的"巫术"),当病人苏醒后,他们就以为魂魄又重新回归了身体。可当人死后,"招魂"已经不起作用,而且尸体是冰冷的;故原始人知道死者的"灵魂"再也回不来了。但"灵魂"去了哪里?面对这种恐惧又神秘的问题,原始人无法释怀。于是,保留死者遗体的墓葬形式就产生了。因为不把遗体埋葬起来而被野兽吃掉,一旦"灵魂"回归就没有了宿主。这种由"灵魂"观念所引发的葬礼形式,到后来便逐渐演化为"鬼魂世界"。为了让死者能够在"鬼魂世界"里继续生活,下葬的陪葬品也越来越丰富,说明远古人相信"灵魂"是一种"超人间"的存在。到了奴隶社会时,奴隶主甚至用大批的活人来殉葬。"灵魂"观念发展成为各类"祭祀鬼神"活动的宗教文化。

  "生殖崇拜"被认为出现在"灵魂崇拜"之后,但其文化影响却远远超越前者。这是因为生殖敷衍要比死亡更重要,它直接决定了原始群落的生存发展。在母系社会早期,原始人还没有婚姻概念。那时的生殖敷衍形式主要是杂婚(男性、女性随意相交)。后来形成较固定的母系群落后,允许另外群落的男性与本群落的女性婚配(这样就避免了近亲敷衍),这就是群婚阶段。杂婚、群婚的敷衍形式经历了漫长时期,直到母系社会晚期,对偶婚形式的出现(包括群婚和对偶婚形式并存),婚姻才开始向一夫一妻制婚姻过渡。我国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在河南省渑池县,属于新石器时期,距今七千年多年),既有母女合葬的母系性质的墓穴,也有大量的男女合葬的配偶性质的墓穴,说明了仰韶文化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时期。但在杂婚、群婚的数十万年过程中,并没有"亚当夏娃式"的婚姻及爱情,却产生了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这说明女性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男性。所谓"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造出的"宗教传说只能是父权社会的意识。

  "生殖崇拜"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敷衍行为的神圣化。而女性作为敷衍的载体,就是远古人看到生命从女性的生殖器官中诞生。于是女性的生殖器及其象征物就被神秘化和崇高化了(为什么排除了男性?因为在母系社会里,男性地位低下,并且群婚的形式也决定了后嗣的母系性,即孩子与母亲有血缘关系而不认父亲)。故而,自然界中的"鱼"、"蛙"等生殖能力特别旺盛的动物就成为了女性或女阴的象征物,这是希望人类也可以象鱼、蛙一样能生出众多的后代。例如西安半坡母系社会遗址的陶器、青海柳湾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上等都有明显的的"鱼纹"、"蛙纹"及"倒三角形纹饰"形象,这些就是生殖崇拜的文化证明。特别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祭坛(女神庙),是专门用来对女性生殖神进行祭祀的场所,其文化意义非常巨大。

  (三)"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

  "生殖崇拜"之后出现了"图腾崇拜",这是原始人类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认同。只不过这种认同把崇拜对象放在了动物身上,说明了当时人类自身力量的渺小还不足以战胜凶猛的兽类,并希望自身也能够象狮子、老虎等猛兽一样变得无比强大。用"图腾"作为身份标志,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普遍现象(之后的父系社会也继承了其文化意义,并发展为"祖先崇拜")。原始人认为自己是某种动物的后裔,并祈求这种动物来庇护和保佑自己的氏族。正是这种渴望"保佑"的需求,使"崇拜文化"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转化。

  当"图腾标志"由兽形向半人半兽形象发生转变后,"图腾"的含义也由现实性(现实中的猛兽)转向了神秘性。因为半人半兽的动物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存在于想象的"超人间"中。而这种神秘感的获得和这种精神需要,却正式拉开了人类宗教信仰的序幕。

  由"图腾崇拜"发展为"祖先崇拜",即由兽形转向半人半兽后,"图腾崇拜"真正具有了宗教信仰的含义。到了完全的父系社会时,半人半兽形象也升华为完整的人形。但这个"人形图腾"已经脱离了现实中的人,转变为"神"。而父系社会"人神祖先"的地位确定后,崇拜文化也向男性倾斜,譬如"生殖崇拜"由原来的女性转向男性。男性的生殖器以及象征物(鸟、蛇、龟等)成为崇拜物。如象征男性神的某些太阳图腾(太阳的中心有乌鸦鸟---表示为男性的生殖象征),也由自然物转变为想象物(如"龙形")。发展到后来的易经中的"男阳女阴、阴阳变易"的思想,皆是出至于这种崇拜内涵,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脉络。所以,"祖先崇拜"其实是对人自身的崇拜,说明人类变得日益强大,开始从自然界独立出来,也是第一次走上了神坛。

  以华夏的"祖先崇拜"为例:远古时代被崇拜的祖先主要有"女娲"、"伏羲"、"三皇"(即伏羲、女娲、神农或燧人、伏羲、神农,也有"天皇、地皇、泰皇"的说法)和"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山海经》中"女娲、伏羲"的形象则是蛇身人首,还属于半人半兽。这两位被尊为"人祖",恰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标志。等到父系社会后期(大致在"五帝"时代),"五帝"则全部成为了男性神。这个过程也是从母系原始群开始,发展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的过程,而崇拜文化则由"生殖崇拜"向"图腾崇拜"再向"祖先崇拜"发展的过程。最终,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并建立起了最初的部落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特别是国家的形成(由部落国家发展为阶级国家,中国的夏朝开始转变为奴隶社会),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结束,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崇拜文化"随着国家的出现也逐步上升为国家或民族意识,如西周初期确立的"明堂制度"就是国家宗教的系统性文化。

  三、"崇拜文化"发展成民族宗教和国家宗教

  在原始崇拜的文化沉积上,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较完善的民族宗教并发展为国家宗教。例如:在中国的周朝建立后,周继承了夏朝的血统传位制度(父位传子是从夏启开始的),也继承了商朝的祭祀文化,最终形成了"嫡长制血统传位"、"君权神授"、"井田制经济基础"三位一体的宗法制文化系统。而在此之前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相传是"五帝"之一的颛顼进行的宗教改革),将人和神分离开来,并把祭祀权掌握在国家(公族)手中,只允许民间祭祖而不能祭天。当"祭天"成为国家的专利后,"君权神授"便成为了唯一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故而,西周初期所形成的宗法制文化系统,正是在继承了先前的原始宗教的文化后,第一次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宗法制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有关内容,读者可参阅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和内涵看法轮功"神传文化"》凯风网·http://anticult.kaiwind.com/xingao/2017/201708/17/t20170817_5550891.shtml

  西周宗法制文化的形成,表明了当时的奴隶制国家集王权、宗教权(宗教祭祀和管理权)和家族血统继承权为一体的合法传统的确立。但同时也表明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为国家统治者服务,结束了原始宗教文化作为早期人类的朦胧精神意识与认识自然(自我)的最初使命。

  全世界的宗教文化基本都是按照"史前宗教---民族宗教---国家宗教"的途径来演化的。而"史前宗教"(即"原始崇拜"到"部落宗教")则是现有一切宗教文化的源头。这也说明宗教本身(包括传统的世界三大宗教)不是"神"或"上帝"的创造,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说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它的发展演变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推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反作用于社会各个领域。

  例如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也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所产生、演变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由部落宗教向民族宗教再向国家宗教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由多神教向一神教演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综合力量,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影响,推动了犹太游牧部落的"部落宗教"演变为"民族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的前身);后来再与古罗马统治相结合,最后演变为国家宗教(公元313年6月,罗马皇帝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被定为合法宗教并逐渐成为罗马国家的国教)。

  其实,某个宗教的历史往往就是某个民族的历史,我们透过宗教看到的不是"上帝"的身影,而是人类的某种文化精神。譬如犹太教的历史正是犹太民族的历史的反映,恰是犹太民族苦难而跌宕起伏的历史才产生了其宗教本身。

  四、原始崇拜转向宗教观念之后的演变发展

  原始崇拜文化转向宗教观念(或信仰)经历了"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国家宗教---世界宗教"的过程,也是由"泛神论"演化为多神教再到一神教的过程。而"泛神论"所体现出的就是原始宗教的"宗教神话",一神教则是将崇拜内容逐步集中化、排他化,最后提炼出理智化的神学理论。

  故而,宗教观念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以"宗教神话"为基础的民间宗教观念(如:世界各地的民间崇拜,象中国的"龙王崇拜、妈祖崇拜"等),二是以神学体系为主体的宗教信仰(如:西方的基督教等);而这二者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体现出宗教文化在不同地域和层次上的演变。

  下面从三方面来概括这种宗教文化的不同层次的演变:

  (一)民间宗教的泛崇拜文化

  民间宗教观念更多地是来源于"宗教神话"。因为"崇拜文化"在远古时代是以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形式来表现的,象中国古典《尚书》、《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各种传说: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帝喾的元妃姜嫄踩上了巨型脚印而怀孕生后稷等。其中许多的寓言故事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则是家喻户晓。宗教神话的这种文学形式为"崇拜文化"转向宗教观念起到了普及作用,是宗教世俗化的文化基础,同时也是有神论观念普遍传播的土壤。

  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等的神话传说(如宙斯神话系列)在西方宗教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也是起着基础作用,如《巴比伦史诗》就记载了神创世纪的故事,波斯古经中就有关于世界末日及最后审判的神话。其实也可以这样讲,从宗教神话诞生起,其中就孕育了宗教观念;只是宗教神话以文学或艺术形式广泛扎根于民间,而宗教观念则是在宗教组织出现后成为了反映教理教义的思想意识。但这些文化渊源都来源于崇拜文化,是人类的心理需求(宗教情结)不同层次的表现。

  (二)世界宗教的神学信仰

  宗教观念固化后就会向神学发展,这是宗教信仰追求形而上学的理智化的方向。古代的宗教学者把宗教观念概念化和系统化,提升到理论层次而形成神学。所以说,宗教神话只是宗教观念的前逻辑形态,宗教理论则是宗教观念的后逻辑形态。一旦形成神学理论后,宗教信仰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意识,而成为了一种思维逻辑(世界观);同时被宗教思维逻辑所指导的人群便成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不同的宗教信仰凝聚了各自的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时就发生了宗教战争。宗教的思想主旨(博爱、施善等)反而在宗教信仰的旗帜下成为血腥的印证。这种历史教训已经发生过多次,这也说明了神学思维并不是人类理性的结晶。

  宗教神学的作用使宗教的神秘化更加抽象化,这实际脱离了现实需要(信仰者的心理需求)而成为高高在上的纯粹"理念"。特别是十三世纪后,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主的基督教经院神学,把宗教信仰的正常需求(如宗教感情、宗教体验等心理需求)提高到价值层面,要求信仰者用终生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当时的教会还提倡对违背"上帝道德"的异教徒采用火刑(托马斯就讲过"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这种神学理论完全成为了科学的敌人,走入了死胡同!

  故而,建立在神学理论基础上的宗教信仰,已经同崇拜文化(如"宗教神话")大相径庭,却与唯心论哲学更近似。这大概也是古希腊哲学与西方宗教都比较喜好"爱智慧"(philosophy 后来译为"哲学")而追求"逻各斯"(纯逻辑思维)有关。可这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所推理出来的"智慧"最终都归结为"神的智慧",或者说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必须符合"神的理性",这个"理性"的最高权威就是"上帝"。而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努斯"(Nous 即"灵魂")在纯粹思维中达到超越性(超越物质世界)而同"上帝"沟通,只有如此,人才是自由和幸福的或具有了生命的真实意义。以上这类哲学式的宗教理论,成为了"上帝"统治万民的核心价值观,也组成了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这套西方的宗教神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完全背道而驰,中国的宗法制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伦理关系,即极端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性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把个体的人性放到家庭、社会里去体现人生价值,而不是为证明"上帝的智慧"才活得有意义。所以,西方的宗教信仰如果泛滥于中国的土壤,也不会让大多数中国人通过纯粹思维找到"理性的上帝"。因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是"人本"而不是"神本"。可问题在于:一旦把"理性的上帝"灌输给中国人后,非但没有了理性,反而可能容易将"神"归于"人本"而生出各种邪教的"人神"。

  (三)宗教自由化、世俗化后所产生的信仰问题

  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指1520年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打破了由天主教统治的宗教话语权,传统的宗教基础发生了动摇。这次宗教改革带来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化,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宗教改革破除了原来的"神学系统"(指以阿奎那·托马斯为主所建立的经院神学体系),否定了主教或神甫的"中介"作用,而提倡宗教信仰个体通过"因信称义"来获取"上帝的智慧"。如此这般,不但最高的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将宗教信徒从官方神学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过去只有专业的神职人员才有权按照神学理论来解释或传达"上帝的智慧",一下变成了信仰者只要坚定信仰就可以直达彼岸的"上帝"。针对这种宗教改革,马克思曾指出:他(马丁·路德)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

  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得以蓬勃发展,其中的路德派、加尔文派影响甚大。但新教各派之间的信仰思想并不统一,神学观点不尽相同,经常出现纷争,各说各理。这就使得过去由天主教官方维护的权威神学思想逐渐自由化,也使得民间宗教人士对神学的解释趋向多元化。而神学理论多元化的结果便是信仰的自由化与世俗化。发展到后来,家庭教会也普遍出现,对《圣经》的理解也由于多元化神学理论的不同解释而表现出各自的信仰差别。这就造成了面对同一个"上帝"却有不同的理解或表述,为邪教的传播预留下了空间。

  综上所述,从崇拜文化到宗教信仰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远古的人类崇拜最后归结于了宗教信仰。而这种宗教文化还会长久地存在于社会,直到宗教自然地消亡。这就象人类的科学和理性最终战胜神学一样,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一个历史过程。而我们应该明白得是:宗教文化的演变及宗教自身的发展都紧紧与人类文明历史环环相扣,没有脱离历史而独立存在的宗教,也没有脱离人类物质生产而凭空高悬的精神信仰。所以,宗教的生存或繁荣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则是一切宗教自身的基本规律性。违反了这种规律或与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律及社会次序相悖,宗教就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因此,让我们站在历史文化的悠悠长河上看待宗教信仰,剥掉其神秘的面纱后,便可明白宗教就是人类历史及文化逐步演变发展的结果。我们在坚持反对和依法打击极端宗教及邪教的前提下,对正常的宗教信仰应依法进行保护;这其实也是对宗教这种人类最古老的精神文化或仰是某些人群寻求心灵慰藉的生活方式所给予的一种尊重和理解。

邪教头目鼓吹不劳而获

 五一节是劳动者的节日,劳动最光荣。而邪教主侵占他人劳动,鼓吹不劳而获,要人厌恶劳动,邪教最可耻。

  邪教头目侵占他人劳动

 

  邪教主都是极端贪婪之人,为了骗人钱财不择手段,他们从来不从事劳动,却豪夺巧取侵占他人的劳动,举全体信徒之财力养肥了邪教主。李洪志在传功之前无所事事,连他的母亲都看不起他,整天数落他。传功之初,说是给人治病,拍人后背几下,喊一声"病气,入地!"就能收钱,算不上付出了什么劳动。后来办班、售书也是胡诌一通,如果这也算劳动的话,那这样的邪恶劳动实在是害人不浅。"全能神"教主更是整天神神叨叨,精神病患者絮絮叨叨的发声也能当钱花,吃的是信徒的"奉献款",叫嚣"那些尽本分太少或者没有尽本分的人,都要受到应得的惩罚。""门徒会"要信徒向神"献爱心",缴纳"慈惠钱粮",宣扬"交的钱物越多,将来神赐的福就越多。"当然,最为可耻的还是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札幌,他的洗澡水、胡须也能卖钱,而且要价不菲,更是与劳动不搭边。

  邪教头目鼓吹不劳而获

 

  不管邪教主如何吹嘘,信徒毕竟是要吃饭的。当看到弟子天地里长不出庄稼时,"法轮功"媒体又鼓吹,只要对着庄稼地"发正念",诚念"九字真言"就能取得大丰收。不仅是生产,还包括学习,李洪志鼓吹"有许多小孩是有来头的,都是要得这个法的。"学生也不需要勤奋学习,只要在考场上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的"法身"就能护佑你考出好成绩。不要以为这只是个笑话,在"法轮功"媒体上,这样的"神迹"故事还不少,真不知道这样的谎言还要传播多久,也不知道有多少弟子会"中枪"。"门徒会"鼓吹在"得胜旗"前举行祷告仪式,信神、信上帝就能得到赐福和金钱回报,就能走好运、享富贵。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邪教之所以宣扬不劳而获,鼓吹天上会掉馅饼,完全是愚昧信徒,为其传播邪教服务的,受损的只能是邪教信从。

  邪教头目要人厌恶劳动

 

  "法轮功"邪教鼓吹"地球大爆炸",鼓动习练者放弃生产劳动,专心修炼"上层次",以便在地球毁灭时逃离地球"圆满"升天。在此洗脑下,不少"法轮功"弟子有工不做,有田不种,一门心事练功、"学法",做李洪志要求的"三件事",那还有心事从事生产劳动。"全能神"鼓吹"世界末日",要求信徒"全心全人投入神的工作之中","以自己的生活为次"。"门徒会"更是鼓吹信徒每天只吃"二两粮",有了二两"生命粮",就可以保证生命之需,而且信徒不劳动,米缸面缸里的粮食也会自动增加,吃也吃不完。是这样,信徒哪里还用从事生产劳动。劳动是财富之母,幸福是靠干出来的,邪教要人厌恶劳动,只能让信徒越来越穷,陷入赤贫的境地。

  警惕邪教侵袭,拒绝邪教谎言,用我们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新生活。

2019年8月13日星期二

邪教诋毁青年三观

 邪教诋毁青年学习观,让其不学无术入邪途。

  "法轮功"教主李洪志,毒害青年人从毁坏其学习成才观开始。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李洪志就要忽悠尽可能多的青年人成为"法轮功"弟子。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捷径,就是摧毁青年学子们的学习观,让其不学无术入邪路。

  李洪志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为什么还要教育?"。"现在对孩子的放纵,那没法说了,现在孩子根本没有教养,整个教育是失败的"(《欧洲法会讲法》)等等。

  那么,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呢?李洪志指的"邪"路就是拼命兜售其"高考神迹"。诳说修炼"法轮功"好,整天说"法轮大法好",高考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据《法轮功断了我女儿大学梦》一文暴料,"闺女每天晚上下学回家,我就拉着闺女跟我一起练习法轮功……闺女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差,结果闺女的高考成绩出来了,未能考上大学,我们一家人的大学梦也就这么破灭了。"

  为了把更多青年拽入邪路,成为李洪志歪理邪说的忠实信徒,李洪志拼命兜售其"高考神迹"。要求学子们不必寒窗苦读,只要全身心修练"法轮功",投入全部精力传播"法轮功",就会得"法轮功神佑"而金榜高中,考上理想的大学。而事实是,陕西省合阳县王敏,高考期间"每天早上6点至9点练功,10点至14点背诵书籍,15点至19点抄写书籍,20点至24点练"法轮功"。结果高考期间患病,导致名落孙山(《法轮功毁了我的大学梦》)。

  李洪志的另一毒招,就是教唆"讲真相",破坏考生学习环境。受此毒害,学子们难以静心学习,而是成天想着"法轮功"的歪理,不惜放弃学习而投入向学校投递"真相"资料,教唆教师和学生利用学习时间"讲真相",荒废学业,使高考成为泡影。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法轮功"用其歪理邪说误导学子,即毁了其学习成才路,也断送了青年人的未来,更有蚍蜉撼大树螳臂挡车阻我强国圆梦的险恶用心!

  再如"全能神""门徒会"等邪教,宣扬"前世注定"、"神的安排"等,使许多青年学子热衷于旁门左道,而忽视苦学深究,非常痛心地错过大好学习机会,成了终生的殇和永远抚不平的痛。

  诋毁青年人生观,使其甘做邪教炮灰。

 

  邪教最擅长的就是察颜观色,从青少年人的最薄弱处下手。一些人受邪教歪理邪说蛊惑,不想付出,却幻想着上名牌学校挣大钱;有的身体有病,却想着如何不花钱就能健康;有的学习压力大,想如非非中幻想着有仙人指路走捷径;有的人小事做不了,却幻想着做大事等等。邪教投其所好,画一个升学发财的饼,忽悠人入了邪教;于是就有了练功包治百病,梦里娶媳妇美如天仙,美女为你找工作等等的"神话"。人们就因为幻觉中的那点虚无缥缈的感受,就稀里糊涂上了邪教的当。

  对于那些笃诚勤学、乐观向上的青年人,邪教则从制造传播耸人听闻的悲观厌世情绪入手。散布地球爆炸、人类毁灭等"末世论"谣言,摧毁作人的快乐与担当。抛出"只有信教才能得救保平安"的谎言,使青年学子们永远生活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生活在邪教的阴影下。以反对邪教、脱离邪教要遭报应、下地狱等手段威胁恐吓青少年,将其诓骗入邪教。通过反复的不间断的洗脑,给青年学子们只有信了神,向神"奉献"全部,就能得福报,脱离苦海,到达极乐世界的幻觉认知。

  正确的人生观,是青少年一生顺利成长的奠基石。而邪教强加给青少年扭曲的、畸形人生观,将多少青少年引入万劫不复的不归路。邪教从抵毁青少年健康人生观入手,把青少年忽悠成其"过河卒",以破坏中华民族之复兴大计。要引起每一个关心国家、民族未来的人们高度重视,齐心反邪教,共圆强国梦。

  诋毁青年价值观,让其"奉献"全部成冤魂。

  邪教诋毁青年人之价值观,把青少年引上邪途,成为其掘取"奉献"的金矿,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当人们识破其骗人伎俩后,就凶相毕露,忽悠其抛弃肉身,被"闪电击杀",去作了"神国的子民"。

  左坤为了他那"神国"的长久,处心积虑,从青少年下手。利用寒、暑假,专门办针对青少年的"夏令特会见证会"等,打着"夏令营""冬令营"旗号,干着荼毒青少年进入邪教"圣水血灵"的勾当。"山东特区"2014年新发展教会人员中,青少年比例高达30%,最小信徒9岁,第一副带领28岁。河南区总带领年仅19岁。2014年内蒙古警方在血水圣灵一次集会中发现,聚会者全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大多为中小学生。除了在境内发展青年信徒,"血水圣灵"还有意拉拢在境外的中国留学生(凯风网2016年11月11日:《"血水圣灵"将魔爪伸向青少年》)。

  被蛊惑入邪教,教主因此财运享通。山东省荣成市的张金芳,曾经是当地致富最早的人。为了给丈夫治病,张金芳就信了"全能神"。4年来,张金芳夫妇累计向"组织"捐献了68万元钱,近乎倾家荡产。

  邪教歇斯底里地抵毁青年人之价值观,就是要其"奉献"全部后,用其白骨建立邪教神殿。2014年5月28日,山东"全能神"邪教6名青年成员,在麦当劳向就餐人员索要电话号码,在遭到拒绝后,将其残忍殴打致死。该案行凶者就是被"全能神"洗脑的青年人。

  1999年7月,27岁的常浩驰和50岁的李进忠确信自己已经"功成圆满,可以升天",在村外以"法轮功"特有的姿势相对而坐,自焚而死。

  2001年1月,7名来自河南省开封市的"法轮功"练习者,为"圆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12岁的刘思影于1个月后死于严重烧伤引起的并发症。19岁的陈果被严重毁容,至今生不如死。

  1999年3月20日,时年不满18岁的河北省承德市"法轮功"习练者李亭认为其父母是魔,为了"除魔",在自家中残忍地杀害了他的亲生父母(凯风网:《残害生命的罪魁祸首李洪志》)。

  ……